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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怀表文学www.laohuaibiao.com提供的《历史观影从景帝开始》 16、第 16 章(第1/2页)
【景帝的第二次改革，可以说是和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着密切关系的。
在刘荣是太子的时候，因为他年纪较长，并且性格趋于保守温和，所以刘启主要整顿的是经济方面，从文帝藏富于民的经济政策转向了法家的耕战方向，主张的是富国强兵。
强兵的事我们之后和匈奴问题一起讲，这里先按下不表】
——匈奴？
匈奴能有什么事情？
韩信直接迷惑地蹙起了眉，和循声望过来的刘邦目光交错，两个人都是丈二摸不着头脑。
就那种被始皇帝派蒙恬北却七百余里的存在？能被战国时期不少实力较弱的国家都爆锤一通的存在？
这有什么好担忧的？难道后世子孙不争气，让匈奴发展起来了吗？
两个迷之自信的人这般地想着。
【首先第一步要做的是勉农。
我们先前提到过，文帝宽和的，自十三年起免除田租的政策，给国家带来的反而是国库空缺但富商豪强崛起。
为了改变这一现象，刘启登基的元年就宣布恢复田税的征收，虽然也保持在一个放眼全封建时代都很低的三十税一的标准，但总的而言有利于国库的增长，以及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力，打击并抑制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势力。
而为了弥补田税加重的农民负担，刘启又新增加了一项政策：允许农民流动，开垦富饶土地，使国家与农民之间尽可能得到双赢。
比起文帝注重节省民力，不多加干预的保守的重农政策，刘启的勉农政策更进了一步：他非常注重国家行政力和市场对于经济的影响。
比如，中三年“禁酤酒”，后二年“禁内郡食马粟”，后三年“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面对自然灾害，他的态度基本是让国家强制力介入到农业生产的过程之中，以更好更合适地促进农业的发展。
除此之外，他常被一些史家批评，不如亲爹“恭俭”的一些举措：前六年“伐驰道树，殖兰池”，中四年“置德阳宫”，还有征调民力修建阳陵。听起来是不是为了享乐，很不顾百姓死活的样子？
真的是这样的吗？刘启他是这样奢侈的人吗？作为一个非常难得的，从小在富贵中长大却依旧能够做到“循古节俭，宫女不过十余，厩马百余匹”的皇帝，他是这样奢侈的人吗？
当然不是啊——刘启这些的行为，都不是按徭役算的，是工程项目啊，给钱的项目工程！
并且考虑到这些工程的开展，很多在景帝本纪的记录中是和自然灾害在同一行的，我们也许可以大胆类比一下——刘启这样的行为，某种意义上不就是早期的，以工代赈吗？
在国家遇到天灾，社会产生流民的时候开展大型工程，通过钱财招募这些社会闲散人士，一方面为宫殿陵寝这样的国家级别的面子工程找到了合适的劳动力，一方面又防止了这些社会闲散人士因为日子过不下去而聚集形成民变。
不得不说，刘启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
刘恒在听到经济的时候就跟着精神一振，他还记得自己不久之前被长安列侯封君竟然都只能去借高利贷参军的震撼，之后就想着要不要提前照抄一下儿子的经济政策。
现在终于来了！
“国家行政力……也就是说，法令？”
结合后面后世人所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刘启下达的禁令，刘恒仔细地揣测起那几个不是很明白的词汇。
“也就是说，不能完全地放任，不能把经济全部交给到百姓的手中……朝廷在必要的时候需要进行干预？”
他算是明白为什么原来的自己没有用这一套了，毕竟这确实就不是黄老之术的路子，而是法家学说的理念。
至于更后面的征调民力，以工代赈，刘恒跟着天幕的思路走了一下：让百姓能够多有点事干，让他们不要闲着没事就形成小团伙，随时准备着干点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行的，可以的，好像确实是儿子这一套比较管用。
而刘启的关注点却不在具体这些政策上——了解未来的自己的思想就足够了，这些政策肯定会被亲爹提前实施的就不必费尽脑汁去记啦——而是关注到了对未来自己节俭的夸奖。
“父皇，你看，我真的没有骄奢淫逸——”他扯了扯刘恒的袖子，无师自通了一种后世俗称为撒娇的本领：“所谓国家级别的面子工程，儿臣觉得，应该指的是皇帝应当有着属于自己的权威和地位。”
“既然诸侯王胆敢冒用天子的仪仗都是僭越，那么就证明了皇帝需要与旁人不同的权威。”
“要是连皇帝住的地方都破破烂烂的，还没有大臣的来的豪华。他不会觉得说，皇帝节俭得令人感动，反而会瞧不起皇帝，觉得都没有他过得舒服吧。”
【除了农业以外，工商业的发展更是刘启改革的重点。
文帝对工商业的放任政策使得工商业迅速发展，同时也导致了农业人口的迅速减少，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到底只让大臣们讨论了一番，而没能讨论出什么实际的操作。
同时，虽然工商业经济相当繁荣，但由于废除了关税，铸币权也被放开，中央朝廷在这样的情况下，压根没从中收获什么利益。
面对这样的局势，七国之乱结束后的不久，刘启就借着加强国防的理由，“复置诸关”，从发达的商业中分了一杯羹。
此外，他在中六年“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通过法律收回了国家铸币权，一方面借此充实国库，另一方面也沉重打击以铸币获利的商人地主以及诸侯王。
面对农业人口减少的现实，他选择针对商人群体中门槛较低，并且对于粮食需求量较大的卖酒商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通过多次禁酒，最后成功解决了“为酒醪以靡谷者多”的问题。
他还注重反对和制止生产供贵族享乐奢侈品的手工业，以身作则亲自从事农业活动，并多次下诏呼吁农民养成朴实、节俭的风俗，不要舍本逐末。
在后元三年的诏书中，他更是要求基层官吏们都要重视农业，不许官方主动引导农民从事其他职业。通过奖惩赏罚的手段，成功将自己的这些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了下去。
这样双管齐下的经济措施和整顿吏治相结合，才有了我们日后在武帝初年能够看到的，“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的国库丰盈的盛景。】
“所以，在后世人看来，社会的经济需要国家的介入与调控。在我们现在这个农业社会里面，农民是根本，要重视农业，对于工商业则要注重把握住铸币权和发展的尺度，不要让工商业的发展过度抢夺农业的人口……”
从后世人的口中勉强拼凑出了一套经济理论指导的汉初臣子们面色沉重地交流着，试图商讨出一套较为切实可行的经济政策来。
“事实证明农业挣不了几个钱。”刘邦冷不丁尖锐而直白地指出了一个大家都有所猜测的事实：“刘启收的三十税一的田税基本上也就算是个添头，大头还在于他对工商业进行的收税和收回铸币权的举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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